国内外生态安全典型案例

一、生态空间安全案例

（一）自毁生态屏障的纳斯卡文明

纳斯卡文明发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南美洲西海岸秘鲁沿海平原沙漠，以神秘的“纳斯卡线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架渠而闻名于世。一千多年前，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河边绿洲，肥沃的土壤由被称为“Huarango”的古老牧豆树根系支撑在一起，养育着当地成千上万的人。

Huarango树林是保护沙漠脆弱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它们牢牢扎根于土地中，能够避免水土流失、抵御土地侵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湿度、确保灌溉系统的有效性。然而，这种天然防御系统遭到了不可挽回的人为破坏。以剑桥大学为首的英国研究小组的研究显示，以农耕维生的纳斯卡人为了获得更多农业用地，不惜用几代人的时间将大片Huarango树林砍倒，种植棉花、玉米、块茎等农作物。

纳斯卡文明在无休止的砍伐中跨越了生态临界点，当厄尔尼诺现象来临时，纳斯卡的灌溉系统被洪水所淹没，逐渐失去农业生产的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纳斯卡人的婴儿死亡率突增、成年人平均寿命下降，农作物歉收、干旱等自然灾害也接踵而来。最终，在公元500年左右，纳斯卡文明走向了灭亡，而这片曾经孕育出灿烂文化的地区至今仍是南美洲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图1 纳斯卡文明遗址

（二）黄土高原70年生态重建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中北部、黄河中游地区，面积约64万平方千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然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过度开发、农业活动增加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这片土地曾经变得破碎不堪，植被覆盖率急剧下降，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曾几何时，黄土高原被联合国形容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其生态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的命运开始转折。一是建设水利工程，实现跨期调水。通过水利工程在夏季雨水量充沛的时候收集雨水，然后在其他干旱的季节进行输送，改变缺水的现状。截至2021年，黄土高原上已修建大大小小淤地坝5万多座，总容量超过100亿立方米，不仅有效阻止水土流失，而且保障灌溉用水。二是修建梯田，增加植被面积。据统计，黄土高原地区已建成梯田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深圳市的面积，不仅拦截雨水，减少地表径流，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肥力。三是实施退耕还林，恢复植被面积。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培育出了适应黄土高原环境的抗旱树种，并发明了“鱼鳞坑”等节水造林技术，大大提高了造林成功率。如今，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植被越来越多，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治理措施的深入实施，黄土高原林草植被覆盖率明显增加，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显著提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植被的恢复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提高了土壤肥力，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控制，入黄泥沙量显著减少。根据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初步治理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25.24万平方千米，其中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率为63.44%。在2001至2020年，黄河中游平均输沙量降至2.4亿吨，已达到1000多年前较小的输沙量规模。这片土地的巨变，重塑了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向世界证明了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可能性，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借鉴。

图2 黄土高原前后治理对比

二、生态系统安全案例

（三）“三北”工程45年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我国的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被称为“三北”地区，20世纪70年代，“三北”地区沙漠化土地曾以每年15.6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超过80天，流沙压埋农田、牧场和水库，切断了铁路、公路，制约着三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构成严峻挑战。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长远大计出发，果断作出了在“三北”地区建设防护林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揭开了我国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修复的序幕。

根据我国国情，“三北”工程建设采取民办国助形式，实行群众投工，多方集资，自力更生，国家扶持为辅的建设方针。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造林中重视依靠科学技术，大面积推广“流动沙地飞机播种造林”“旱作林业丰产”“窄林带、小网格式农田防护林网”“宽林网、大网格式的草牧场防护林网”和“干旱地带封山育林育草”有关新技术。1985年12月6日，历时八年的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宣告超额完成任务。二期工程建设开始改变单一生态型防护林建设模式，做到农林牧、土水林、带片网、乔灌草、多林种、多树种、林工商七个结合，使防护林体系达到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三期工程在东北西部到内蒙东部、京津与河北北部、黄土高原、新疆绿洲等地区建成了一批不同等级的区域性防护体系，使三北地区环境质量有很大改善。四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试点、农防林更新改造和重点农区、重点沙区和水土流失区的高标准防护林建设。五期工程启动20个科学绿化试点县建设，相继启动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经过40余年不懈奋斗，“三北”工程基本结束了三北地区沙化土地扩展加剧的历史，61%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45%以上农田林网化，农田牧场得到有效庇护，防护效应使工程区累计增加粮食产量4.23亿吨，为农牧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生态保障。此外，“三北”工程累计增加森林生物量固碳量、林下土壤固碳量和生态效应固碳量合计23亿吨左右，相当于年均固定二氧化碳2.13亿吨。无数建设者不懈奋斗，创造了“荒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从此广袤的三北大地上，有了一座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跨越13个省份，东西纵横4480公里，总面积435.8万平方公里的“绿色长城”。

图3 陕西榆林榆阳区万亩人造林

（四）长江江豚数量止跌回升

长江江豚，以性情活泼著称，因其可爱的外表被称为“微笑天使”，已在长江中生活了约5万年，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也是目前长江中仅存的水生哺乳动物。长江江豚数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然而近40年，长江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期，长江大约还有3600头江豚，2006年锐减至1800头左右，到了2012年，仅剩下约1045头。201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将长江江豚濒危等级定为“极度濒危”，受威胁程度仅次于野外灭绝。2017年12月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公布，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12头，数量仅相当于大熊猫的一半。

为了留住长江精灵的“微笑”，我国坚持“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自2020年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并于2021年将长江江豚调整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我国再次开展长江江豚科学考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长江干流约595头、鄱阳湖约492头，洞庭湖约162头，种群逐渐得到恢复，年均增长率4.3%，实现了历史性止跌回升。2023年4月25日，4头迁地保护区的长江江豚在湖北荆州重回长江干流，这是中国首次实现迁地保护濒危水生哺乳动物的野化放归。

如今，湖北石首市天鹅洲的保护区内的长江江豚由最初的5头迅速增长，到今年已达100头，保护区被国际捕鲸委员会小型鲸类委员会认定为世界淡水鲸类迁地保护唯一的成功范例。南京长江大桥附近，江边观豚已成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微笑天使”江豚终于“回家”。

图4 迁地保护江豚的野化放归工作

三、人居环境安全案例

（五）日本水俣病事件

日本水俣病事件是1956年日本水俣湾出现的怪病事件。这种“怪病”是日后轰动世界的“水俣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症状表现为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

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这里建厂，后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1949年后，开始生产氯乙烯（C2H3Cl），年产量不断提高，1956年超过6000吨。与此同时，工厂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水俣湾中。氯乙烯和醋酸乙烯在制造过程中要使用含汞（Hg）的催化剂，这使排放的废水含有大量的汞。当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后，会转化成甲基汞（CH3Hg）。这种剧毒物质只要有挖耳勺的一半大小就可以致人于死命，而当时由于氮的持续生产已使水俣湾的甲基汞含量达到了足以毒死日本全国人口2次都有余的程度。水俣湾由于常年的工业废水排放而被严重污染，水俣湾里的鱼虾类也由此被污染。这些被污染的鱼虾通过食物链又进入了动物和人类的体内。甲基汞通过鱼虾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脑部和身体其他部分。进入脑部的甲基汞会使脑萎缩，侵害神经细胞，破坏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和知觉系统。据统计，有数十万人食用了水俣湾中被甲基汞污染的鱼虾。1991年日本环境厅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因水俣病中毒的仍有2248人，其中1004人死亡。

（六）蓝天保卫战

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范围雾霾，面积超140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8亿。那一年，原环境保护部刚开始对全国74个主要城市开展PM2.5例行监测，当时北京出现了5次重度污染过程，京津冀13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达到430微克/立方米，全国多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爆表”。面对人民对放心呼吸的急迫需求，我国开始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城市环境治理结构，打响了蓝天保卫战。

2012—2022年，我国建立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全国燃煤锅炉和窑炉从50万台减少到现在的10万台，2700多万户农村居民告别了过去烟熏火燎，采用冬季清洁取暖。新能源车保有量达到世界第一。在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等产能，提高过剩产能淘汰标准。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鼓励淘汰使用20年以上内河航运船舶。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达不到排放标准的坚决依法整治。加强扬尘、露天矿山整治，完善秸秆禁烧措施。严格环境执法督察，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柴油货车污染、工业炉窑治理和挥发性有机物整治等重大攻坚。完善法规标准和环境监测网络，强化信息公开和考核问责，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保卫蓝天。

我国是第一个治理PM2.5的发展中国家，也被誉为全球治理大气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十年来，我国74个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5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7%，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降至0.9%。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有关中国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联系的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大气污染治理使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9万人。联合国环境署评价北京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迹”。

图5 北京市雾霾天气前后对比图

（七）提升水环境质量保障居民饮水安全

水是民生之源。在我国，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人民健康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国家从立法、监管、治理及公众参与等多个层面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措施，力求实现水环境的根本改善。

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实施以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该法不仅明确了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水污染防治中的责任和义务，还规定了水源地保护、污染排放标准、污染防治措施、监测与监督等内容。此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法规。面对复杂的水污染问题，我国采取了多种治理手段，力求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划定并严格管理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在保护区内从事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确保城镇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推广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等；实施流域综合治理，针对不同流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一河（湖）一策”的治理方案，加强上下游、左右岸的协同治理。

“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2804个饮用水水源地10363个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4.5%，7.7亿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有力提升；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82%和76%提高到88%和83%，2.7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提升，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1095万人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困扰众多农民祖祖辈辈的吃水难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四、资源开发安全案例　 （八）“河流改道”酿成咸海生态灾难

咸海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北部交界处，曾是世界第四大湖，水域面积超过6.8万平方公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存在于地球550万年的咸海迅速萎缩，水域面积不及原始面积的10%，被科学家认为是“地球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发生地”。

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政府提出了“处女地计划”和“白金计划”，在中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面积开垦荒地，迁入大量人口，并对阿姆河和锡尔河这两条咸海的主要补给河流进行改道，建成卡拉库姆运河和阿姆布哈尔引水渠，用于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灌溉。从1960年到1990年，中亚地区灌溉面积从450万公顷增加到700万公顷，棉花产量大幅增长，一度成为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区。

由于阿姆河和锡尔河80%以上的水量被截流用于农业生产，咸海入湖水量锐减，水域面积大幅萎缩，湖水含盐浓度和矿化度急剧升高。1987年，咸海中部干涸，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到2003年时，南咸海因水位下降又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2014年的干旱气候导致东咸海出现600年以来的首次干涸，此后成为随季节和当年降水量变化的季节湖。半个多世纪以来，咸海面积缩小了90%左右，入湖水量仅为过去的五分之一，而水分含盐度提高了24倍。

入湖水量的减少和含盐量的上升，导致原本在咸海湖水中生存的600多种鱼类消失殆尽，大面积裸露的湖底盐碱在风力作用下形成了多发性、高污染的盐尘暴，不仅使周边地区大片土壤盐碱化和沙漠化，还永久性毁灭了60%的新垦区。原来位于阿姆河三角洲内大面积的森林沼泽已经干涸，大量树木及灌木被彻底破坏。在咸海地区生活的178种脊椎动物中，只有38种幸存下来。此外，随着咸海对局地气候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中亚地区的降水量大幅减少，极端天气频发，生长季节变短。

咸海生态危机改变了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土地荒漠化盐碱化、河流污染、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导致农作物减产、牧场面积减少和生产力下降。咸海渔业捕捞量曾达到每年4万吨以上，随着咸海水域面积的萎缩，渔业资源急剧下降，到1982年，商业捕捞已不复存在。过去以渔业为生的小集镇现今距离水域已经远达上百公里，不少因湖而兴的城市也日益衰落。

图6 咸海历年卫星影像图

五、突发事件应对安全案例

（九）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198635.07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时任国务委员王勇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事发地距灌河仅约2 km，距入海口约12 km，爆炸对周边大气、地表水、土壤环境质量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事故产生的巨量、高浓度、成分复杂的污染水体严重威胁下游河流、海域水环境安全。获知信息后，生态环境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分管副部长率工作组和专家于事发当日抵达现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面对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生态环境部工作组指导地方政府第一时间采取筑坝拦截的方式，彻底截断汇入灌河各排口，将污染水体控制在化工园区内。同时，在化工园区构筑围堰，预防强降雨导致污染水体溢流，并充分利用园区内应急池、调节池等空间设施，将爆炸核心区内的2.1万m3高风险污水转移储存。针对不同污染成分、不同浓度的污水，采取分类处置的方式进行处理。通过共同努力，历经3个月，约47.58万m3的事故污水全部被安全处置并达标后排放，实现了“不让超标污水进入灌河，不发生次生环境灾害”的应急目标。

图7 环境监测人员进入核心区采样图

图8 天嘉宜公司事故现场清理前后对比图

六、全球化挑战应对安全案例

（十）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显著增加

气候变化影响下，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显著增加，导致干旱、野火等气候灾难频发，极端降水开始出现在沙漠、北方等地出现。

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2024年8月与2023年同期并列，成为自1940年以来最热的8月之一，2024年的地球不仅见证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8月，还经历了北半球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季。全球平均气温异常值较1991—2020年的平均值高出0.70摄氏度，创下新高，且比去年同期升高了0.23摄氏度。同时，北极海冰覆盖面积比历史平均水平低了17%，而南极海冰范围也减少了7%，这一数值略高于2023年8月观测到的历史最低值-12%。原本只会在夏季出现的极端高温现在开始出现在其他季节。2024年，全球多个地区在非典型季节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在春季期间，欧洲西南部、北非、东南亚以及巴西的部分地区经历了罕见的高温事件，气温飙升至40℃以上，增加了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对人类和生物生存构成重大威胁。研究表明，这类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正在提前，并且呈现出空间复合型的特点，多个粮食产区可能同时遭受高温侵袭，从而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

图9 1979 年至 2024 年期间每个北方夏季（6 月至 8 月）相对于 1991-2020 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异常值

此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表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复合性特征，比如旱涝急转，这往往比单一极端事件更具破坏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强降水的加强将跟随大气在变暖时所能容纳的最大水分量增加。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全球许多地区的极端降水和干旱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加利福尼亚和非洲之角从多年干旱向突发洪涝转变，4月16日，阿联酋迪拜经历了75年来最严重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严重受损，部分区域交通完全瘫痪，并导致4人死亡。5月期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7天内的降雨量达到了300毫米，远超历史平均水平，持续的大雨引发了大坝决堤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至少50多人丧生。未来的气候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产生不规则但强度较大的降雨事件。这将使缺乏预警机制和应对能力的地区更加脆弱，全球化生态安全挑战应对压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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